凡人家谱-我的家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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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4-04
凡人家谱--我的家史



据家谱书记载,我的族人祖籍湖北黄梅县新城乡。我的祖先朱法英(即我们家谱上称的始祖)武举入官,于明朝洪武十六年充卫力士授指挥使之职,奉旨南征,镇守芒部土府。于洪武二十三年叙功拨守贵州省毕节卫镇守左所屯伍维时毕疆四夷。现在生活在川、滇、黔一带的我们这个支系的族人,都是法英公的后代。法英公的坟墓在贵州省毕节县的窝中屯朱家坟山。1988年在朱宗武等的倡导下,族人积资重建了法英公的坟墓,我的父亲作为我们板桥这一支的代表去参加了封山仪式。
我的老祖祖(即曾祖父)朱怀琳。到他这一代,家境在当地属于中间偏上的阶层。那时是一夫多妻制,老祖祖有三个妻子,我的祖父是黄氏老祖婆生的,另外还有宋氏老祖婆和杨氏老祖婆,宋氏老祖婆的娘家在洗白的发丈沟,她回娘家去玩时在那里病逝,于是便葬在那里了;黄氏老祖婆葬在我家老园子里,坟墓与我祖父的坟墓相邻,后来我的母亲也葬在了祖父的墓旁;杨氏老祖婆死得很惨,当时老祖祖在昭通读书,据说老祖婆得了洋病(大概就是现在说的肝炎),族人中人怕她传染给别人,就把她活埋了,实在是十分悲惨。杨氏老祖婆的坟墓在丁家老包岩头上,每次到老祖婆墓地上坟时我都非常伤感。
我的祖父朱明暘,是个风水先生,一生中除了给人家看看阴地以外,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吸鸦片烟。祖父看阴地用的罗盘一直保存到1966年,那时是文化大革命,开展破“四旧”的运动,祖父的罗盘被当时担任民兵排长的徐从华发现后就收来交给了政府。爷爷平生不做农活,他主要是享受我老祖祖留下的家产。祖父在世时博览群书,因而对未来形势的发展有着比较准确的预测。他在世的那个时候,有钱人家都加紧买田买地,而祖父却加紧卖田卖地,甚至把田地无偿送给别人,并且绝不送给亲戚和族人中人。为此,我的父亲和伯伯相当生气,有时个把月不同我祖父讲一句话,在族人内和亲戚中也遭到非议,他们指责他说,你的田地即使要送人,也应该送给亲戚或族人中人,为什么要拿去送给别人呢?可是他却说,我送给你干什么?将来你自己那些田地跪着送给别人都送不脱。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祖父的话是正确的。如果不是祖父有先见之明,把我们家的土地卖掉或送人,后来土改时划阶级成分时,我家肯定被划为地主阶级了,如果那样的话,在大讲阶级斗争的那些年代,我的父辈不知要遭受多少磨难,就是我们也要受到牵连,前途也会受影响。因此,我们应该感谢爷爷!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,祖父就去世了。听父母讲,祖父特别讲究卫生,即使在他病倒床的时候,要吐口痰都要走到室外去吐。爷爷临死前没有受到多少病痛的折磨,头天晚上还在给家人讲韩湘子的故事,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,享年49岁。祖父的坟墓在我家老园子里。我的奶奶姓宋,洗白发丈沟人,是我宋氏老祖婆的姪女。我出世时奶奶还在世,但身体已不太好了,听母亲讲,奶奶抱我时我最爱哭。奶奶的坟墓在朱家湾背后的冒沙井。
我的父亲朱德荣,出生于1929年(民国18年)12月8日(农历己巳年冬月初8),2008年9月13日(农历戊子年8月14日)因患心肌梗塞医治无效去世,享年79岁。父亲解放前读过私塾,解放后先协助土改工作组工作,后来担任板桥信用社会计,满60岁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,一直干到68岁才离开工作岗位。母亲王正端,出生于1930年(民国19年)3月17日(农历庚午年2月18日),2003年11月26日(农历癸未年冬月初3日)因病医治无效去世,享年73岁。到我父亲这一辈,他和母亲成家后,很快就全国解放了。虽然整个国家整体上的生活水平比较低,但由于父亲在信用社工作,毕竟是国家干部,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条件在当地还算是比较好的。 
我们中埂上姓朱的全都是朱天培老天祖的后代,开始时全都住在鸡冠山脚下的老瓦房里。后来随着人口增多,我老祖祖在世时我家就从老瓦房里分家搬出来,搬到了大沟头,房子的地点就在我母亲坟墓上面马路坎上的那块平地。在我老祖祖手上建的这座房子,四周是石墙,柱子全是很粗的大木头柱子,隔墙全都是木板,堂屋的大门雕龙画凤,做工非常精致。如果从前面面对大门来描述,那么最左边的外面是两个厕所,里面是两个关牛马和猪的厩,厩外面有一个比较宽的巷道。在我小的时候,我家和我的伯伯家每家一个厕所一个厩,我的伯伯家的厩又被隔成了一个大厩和一个小厩。到了秋天,玉米成熟后,把玉米收了,玉米秸秆(我们当地叫包谷草)砍了晒干后就背回来放在厕所和厩的楼上,放不下的就堆在地里的树上。房子的正中是堂屋,本来是敬奉家神、祖先和菩萨的,文化大革命中破除迷信,家神和菩萨以及祖先牌位这些都不能放了,于是堂屋就用来打粮食(玉米、稻谷、豆子等);堂屋里面有一间小屋,当地叫到坐(这两个字只是用读音,当地的称呼,不知道文字该怎么写),我小的时候,里面放了一个大磨,用来磨玉米面的。堂屋的左右两面是对称的两列,每列有三间屋子,我们把外面这间最大的叫火边,里面的两间叫房圈(当地的称呼,字也只是用读音)。从前面面对大门看,左边一列的三间屋子是伯伯家的,右边一列的三间屋子是我家的。伯伯家的三间屋子,火边和靠近火边的房圈是伯伯家用,最里面那间房圈是我的哥哥(伯伯的大儿子)家住,而我的二哥(伯伯的第二个儿子)家自己修房子在公房那边去住了。
我们家这座房子是很宽敞的,1976年,县委、县政府号召学校师生下乡支农,镇雄二中要求各班自己联系生产队支农。老师让我到我们生产队联系后,我们班就到我们生产队来支农一个星期,主要是帮助生产队种玉米,生产队安排我们班负责公房旁边那个窝凼的玉米的播种。这一个周,我们班全体同学(男、女生共50人左右)连同班主任老师全都住在我家,在我家堂屋里生火做饭。能接纳这么多人的住宿,可见房屋之大。
1977年10月14日(农历丁巳年九月初二日)中午12点左右,我正在堂屋的大门外坐着看报纸,忽然听只有几岁的妹妹朱绍慧(我伯伯的女儿)兴奋地喊道:我家厕所上燃起火来了。我甩掉披在身上的衣服站起来一看,出大事了,不知什么原因,堆放在我伯伯家厕所内的玉米秸秆(我们称包谷草)着火了,我看见时火已经燃得很大。我顺手提个水桶到我家水缸里舀水去灭火,不巧这个桶是漏的,水提到着火的地方只剩下小半桶,这点水倒上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,眼看火已经燃上楼,楼上也堆满了玉米秸秆,我知道火灭不了了,于是赶紧往屋外搬东西。非常糟糕的是,这个时候我们这座房子里的成年男人只有我一个人(其实我也刚满16岁)在家,我的大哥(伯伯的大儿子)在东川当工人,我的父亲在板桥老街上的信用社办公室(离家有3公里左右),我的伯伯到我们家背后丫口上的罗家去了,据说是罗贵方(我称三伯)病重,请我伯伯去给他帮忙做棺木。只有我的母亲,我的伯娘,我的大嫂(伯伯的大儿媳)和我几个人在家,其他全是几个很小的弟弟妹妹。考虑到父亲信用社的账本在中间那个房圈的柜子里,被火烧了后说不清楚,当然我们家多少有点积蓄肯定也在这个柜子里,所以我和母亲就先去搬这个柜子。可是就母亲和我这个还不算太成年的男人怎么搬得动那个柜子呢,搬不动了,母亲就出门去喊“救火了,救命了!”我先把一些能拿得动的东西先拿出去。等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徐幺爷(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徐从华)赶过来,才帮我们把装有父亲账本的柜子抬出去。等到生产队的其他人看见烟雾和火光赶来灭火时,已经没有办法了,火已经烧到了伯伯家的楼上。因为房子是木头柱子和板壁房,又是多年的老房子,所以一见火,燃得非常快。人们只好力所能及地帮我们往屋外抢一点家具物品。由于火是从伯伯家那面烧过来的,所以伯伯家的家具基本没有抢出多少来,我家抢出来的东西多一点。仅半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,一座大房子变成灰烬。那段时间已经得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,我用于高考复习的书籍都放在我家楼上,平时我就是在楼上放张小桌子进行高考复习。帮助灭火的人们赶过来后,我就从堂屋里的楼梯上爬到我家楼上,把我的高考复习资料和我爷爷的一些书(多半是他当年看风水时使用的)从楼上扔到我家后面的小园子里。等我把书扔下来后,熊熊烈火已经把支放楼梯的那道楼门封掉,楼梯上已经下不去了,我就从楼上面向后面小园子的那道小门跳到了小园子里。说来凑巧,就在发生火灾的前几天,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,我在楼上复习时,会冒出一个念头,看这个楼的高度,我从这里应该能跳下去,并且还亲自试跳了一次,还真能跳下去。同时看见爷爷的书四处散落,我又把它搜来用纸箱装好。正是有了这个插曲,爷爷的书才能完整地被抢了出来,我也才能从容不迫地把书搬完后再通过那道小门从楼上跳下来。当我从楼上跳下来后,看见母亲从我们家后面那个房圈的门里往屋子里冲,这时门里都已经串出火苗,整座房子都已经陷入火海,母亲不知道还想进去抢什么东西,我赶紧把她往外拖,告诉她太危险,母亲喊着说,她不想活了。我把妈妈强行拖到我们家竹林外面的空地,把她交给赶来的亲戚,请她们帮我看住母亲,我又返回火场,我担心伯伯和父亲回来后想不开。回到火场后,先看见了伯伯,我把伯伯招呼好后,就到大地头那个方向去等候父亲(那是父亲从大队回来的方向)。一会儿,父亲来了,看见眼前的一切,父亲一句话没说,痴痴站了半天。稍后,在板桥老街上学校读书的我的弟弟朱绍兴回来了,那时他还不满11岁,弟弟背着书包回来看见眼前的一切,他跑在伯伯家园子外面的包包上呆呆地站了很长时间。傍晚了,开始考虑怎么安顿这几个家。经过大家研究,确定伯伯家和哥哥家先搬到生产队的公房里暂住,我家搬到徐大爷(徐从华的哥哥徐义焕)家暂住。于是生产队里的人们帮我们把抢出来的东西搬到了徐大爷家,他家房子的最右边外面是厕所,厕所里面是关马和猪的厩,厩的里面有一小间屋子,当时我们一家七口(父亲、母亲、我、弟弟绍兴、妹妹绍碧、绍翠、晓林)就挤在这间约10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四个多月。
接下来,就建了在公路边的后来这座房子。这个地点原来是几块田。当时,父母亲都已经48岁了,为了修这座房子,他们历尽艰辛。地基是他们一锄一锄挖出来的;墙上的石头,是他们一坨一坨背上去的;砌墙用的灰浆是他们一撮一撮抬上去的;厩和厕所,是父亲一锄一锄挖出来的。在亲戚朋友和生产队相亲们的帮助下,我们终于在1978年的春天搬进了自己的新家。这个家一直住了30余年。在这里,我们几姊妹一个个结婚成家(姐姐结婚是在老房子,我们五姊妹都是在这里结婚的);在这里,我们几姊妹陪父母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节。每年过年,吃着父亲炸的酥肉和母亲烹调的一道道可口的菜肴,我们感受了家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幸福。2003年冬月,我们在这里送走了妈妈;2008年8月,我们在这里送走了爸爸。爸爸走后,这座房子没有人住了。有人提出要买这座房子,我们不卖了,这是爸爸、妈妈给我们留下的纪念,我们虽然都在别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家,我们几姊妹谁也不会回去住这个房子了,我们就让它空着,以后回来给爸爸、妈妈上坟时,能看一眼也好,它可以唤起我们的回忆。到后来,风吹日晒,它可能会慢慢坏了,慢慢消失了,由它去吧,一切顺其自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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